反过来说，国家政权体系是决定法律走向的东西，其作为法律研究中资源的含义也就非常清楚了。

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于社会生产的时候，如象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因此，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

上列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一个相对微观的问题，因此，不宜放在本论文中进行专题研究。同一的动作，由社会中较多数的人，以一致与不变，反复为之。这些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是存在于社会管理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当我们用一个规则设计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时，我们应该使这些规则能够对应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民风民俗。晚近以来，法学另有一新方法研究，因之法家遂有一新宗派发生。[4]即是说，法的资源中第一个就是人的家天之性、同类之题，既是法存在的基础又是法制定的前提条件。

象阿特金、林德利、斯克拉顿和霍姆斯等法官也可以被称作法学家。[31]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信念和精神本是一个公法资源问题，而这个资源的性状可以推演出一国公法之走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即便是在法院作出违宪的司法解释或刑事裁决之后，如果没有获得其他政治体系的援助，而仅仅依靠宪法本身则显得非常无助，因为它缺失了能够有效维系其生命的组织体系及其程序，这样的宪法又凭借什么样的实力去实现它对刑法的控制？可见，宪法之虚并不在于其纲领性规定，而在于它缺失了能够维护自己最高权威的运作系统和机制，宪法之虚虚在了其自有的力量上，虚到了实处。

以刑法与宪法的关系论，刑法的价值能否为宪法所用，或者宪法的价值能否适用于刑法，或者在二者的价值遭遇冲突时，应当以什么原则来化解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厘清。而且，从法律文化论，宪法给予刑法的还不仅仅是合法性的依据，它还包括了民主社会对犯罪与刑罚的道德文化的一般性评价。刑法古代史的确是在不断地以确凿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实着上述论点。但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刑法一旦离开了宪法，其合宪性问题就值得怀疑、其功能性作用也会受阻，此时的刑法如同一个没有持护照的外国游客，随时都有被所在国驱逐的可能。

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也不符合刑法的一贯走向，在短时间里，现行的政治体系一时半会亦难以接受刑法是私法的观点。问题是，当刑法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时，是否会影响到它在世人面前的公正形象以及它对社会生活的普适性定位？本文的观点是，刑法的政治色彩既不可回避，却也不宜过于浓重。

宪法是在1999年才作出依法治国的修改，但考虑到中国执政党的政治主张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且从刑法的发展趋势论，这一原则的出台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二是行为的性质决定的。这种依赖性恰好说明宪法也需要刑法的支持。司法公安人员应当树立以宪政思想作为法律信仰的基础之观念，在政府政策与宪法规范发生矛盾时，自觉地向宪法看齐，确保法治生活多元而又高度的统一。

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中国宪政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修改宪法就能够完成的，它与政党政治、人民主权及法治思想都有着密切联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在归纳和整理法律生成、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时，发现了法律受控于国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律性内容，于是就将这一发现作为历史的事实给固定了下来。宪法要想实现它的价值，通常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的方式，即实现宪法的司法化。

此时，刑法从宪法处获得了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的权力。文章来源：《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3期。

从本质论，刑法当属公法无疑：（1）我们承认刑法源自私法。而在法律内容的排列上又将王权、宗法、祭祀等内容置于法律的上位，因为这些内容均属于当时社会最敏感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当国家公权力最初介入刑法时，可以说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因为它终结了私刑的滥用。这样的虚实搭配并非最佳模式。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构想之后，中国刑法才于次年将其废除。在公法域界里，宪政理论有三个观点值得关注：（1）人民与国家的权利关系是，人民授权政府，政府掌握国家政权。中国宪法的司法化路径可以有几种选择，其中在组织机制上，可以选择：一是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并非现在的宪法工作委员会）。（3）假定它们之间是属于带有政治性质的法律关系或是带着法律性质的政治关系，刑法就需要撇清它与政权、政治组织、政治人物以及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9]。

宪法价值必须通过发挥基本法的工具性功能才能得以实现。这些历史因素多少也影响到他们对本国国体与政体的不同选择。

可见，刑法价值的顽固性决定了它是不容易被消解的。不可否认，宪法规范无具体惩罚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了它对刑法的控制关系。

因此，跨领域、多角度地研究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域界关系，从中印证约制思想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是全面树立法治理念、完善中国宪政理论架构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异性，中国人民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

但在现代社会里，仅仅只有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近几年发生的类似佘祥林、赵作海等人的冤案不会是偶然的，这些案件表面上是由严重的刑讯逼供造成的，实际上与其背后的具有明显弊制特征的司法运作体制有关——这些错案没有一起是经过诉讼程序主动发现的，总是在被害人复活后才得以纠正——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的司法运作机制及程序已经部分失效。所不同的是，在推行宪政体制的国家里，他们对于宪法之虚采取了一系列变虚为实的措施，或加强了宪法对社会法律生活的监控力度，或直接让宪法进入司法操作程序，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变得具有鲜活的、可以被直接援用的生命力。六、从实效关系论，宪法是务虚法、刑法是务实法的搭配模式有无讨论的空间？ 宪法是从国家全局角度对主要与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这就迫使它只能对相关的每一个问题作出纲领性规定，而纲领性规范的特点是只提号召性原则，却无规范的制裁措施。

（三）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刑法的保障职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加强。在我国宪政理论方面，有的把宪法看作是社会革命或变革的结晶，还有的认为它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不论是从那一方面考虑，宪法是政治法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近代以来的法律生活却已不可能无视宪法的存在乃至鹤立独行。如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权原则，这是否意味着刑法就一定要消灭死刑制度或取消一切的重刑措施？它们之间在价值论上就一定是对立的吗？其二，刑法的独立性影响到它对宪法控制的态度。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因此说宪法是政治法是有依据的。这说明约制刑法不是以范围大小作为前提，而是以宪法实际约制刑法的效果为标准的

华夷之辨的一个方法论表达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下，晚清士人确信，即使武力上败给了西方列强，但这种冲击力也不能够摧毁华夷框架。从表象上看，晚清士人的政制观念正一步步地演进，当时把宪政实践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仿行立宪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立宪政体的选择，从深度精神结构上来分析，这种支撑这种选择的依旧是华夷之辨和中体西用的顽固框架。当时人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晚清朝野在应变对策上，每随外患日甚而产生一种新的认知，从海防不修而追求稳固海岸线，鸦片战争失败而追寻坚船利炮，又知自然科学的功用，最后归结于政教修明方可根本上实现退虏和送穷。

叁就此而言，华夷之辨框架下的跨语境实践所导致的宪政观念的异化，一方面可能确有淮南淮北的因素，另一方面在顽固的华夷之辨的自我文明观中心主义统治下，域外观念和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要接受过滤和重塑，而过滤和重塑的根据则来自于传统政教文本的解释。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但是，无论是基于客观的跨语境实践，还是出于不同动机的词语滥用，宪政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变异都是通过彼时主政者和知识人的内在的思想实践来完成表达的。从表象上看，两次封闭都缘于主政者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而从深层次的历史和精神结构看，两次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实践又极为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人追寻现代、重建现代认同的急迫甚至焦躁。

如已经被奉为公理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西俗不知五伦，自当在文明之外。而如今西洋的武力进犯也同样不能够颠覆传统的文明观和天下观。